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向

职业教育通过培养高技能人才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工作世界受科技、生产组织方式、工作关系等要素变化的影响，急需省思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演进、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向。在实践演进上，我国技能型人力资本紧跟产业与市场需求步伐，适配区域经济促使专业产业耦合，并形成融合化育人目标，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在内在逻辑上，职业教育构建以人为本的技能人才培养政治观，完善响应经济社会需求的育人机制，凸显职业教育培养技能人才的全流程功效。在行动路向上，职业教育急需形成理性向度与人本主义兼具的技能人才观，构建科技元素与手段融汇的人才培养模式，并挖掘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职教文化内涵。

一、问题的提出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之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大国工匠与高技能人才的发祥地，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交汇点，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呈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事业的优势力量。从技能人才需求转变的倾向看，人类工作世界受科技、生产组织方式、工作关系等要素变化影响，于19世纪初步形成科学管理运动与劳动分工概念。这些概念承载着组织设计理念，将现代企业划分为多个部门与多元职能，推动现代企业稳步向前，并于20世纪上半叶达到空前繁荣。在该阶段，教育提供的人力资本供需链逐渐受到重视，“它关系到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数量与质量、人力资本结构的合理性，最终影响产业结构与新兴行业发展。”反观社会端，现代工作世界成为技能人才聚集地，被理解为人力资本汇集与运作下的时代产物。步入数字时代，人工智能、6G、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介入生活生产，人类社会隐现出教育、科技与人才三者彼此促进、共荣共生的趋势。

“我国业已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这决定了我国必须走符合自身国情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借助职业教育所积累的技能型人力资本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步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就职业教育事业走向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加快建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的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上述论述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点，是加速我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全世界正表现出转型、升级的发展态势，急需讨论与省思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演进、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向。基于此，立足新发展阶段探讨高技能人才的现实需求与功能作用，着力构建推动具有人力资本积累优势的职业教育育人体系，以此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二、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演进

从实业教育历史地位的确立，到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再到技术创新与迭代，我国技能人才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呈现强烈的耦合关系。换言之，职业教育通过培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技能人才，与国家进步、产业迭代、企业经营建立起同频共振的互动联系。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大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又怀有强烈的中国基因和社会主义鲜明特色”。为此，通过历史比较、现实推演等手段把握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系统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厘清其所育人才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具有深刻的时代意涵。

（一）紧跟产业与市场需求步伐，肩负国家复兴重任

我国职业教育历久弥新，虽然历经多次历史变迁，但其所育人才为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追溯近代教育历史，源于对美国模式学习的“壬戌学制”明确了我国职业教育在学制系统中的地位和比重。该制度要求在普通学校以“分科选科”形式举办职业教育，有助于强化专门人才培养，对于优化20世纪30年代二元经济形态（城乡收入不衡与产业发展不强）具有推动作用，影响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小学高年级开始实行初等职业教育，增设偏向职业准备的相关课程，“初级中学兼设各种职业课，高级中学分农、工、商、家事专科”。20世纪初，职业教育通过培养服务产业一线的专门人才挽救民族危亡，逐步确立起从初等、中等到高等职业教育的系统化体系，是最大程度支撑实业救国的重要举措。除了实践演进，20世纪以来，我国逐渐形成成熟的职业教育哲学思潮，相关倡导者分别为职业教育实践提出多元化的理论思路。1953—1957年，我国开始模仿与借鉴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党和政府开始高度关注技能人才培养事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资源。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职业教育领域于1996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稳固职业教育法律地位。此时，我国重点实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和“校企结合、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院校办学方面开展“职业学校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和“集团化发展”工作，促使职业教育培育更加符合企业需求的技能人才。1994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三改一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针，要求改革人才培养目标与手段，于是我国开始着力改组与改制短期职业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与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并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中专学校改组改办为专科层次职业院校。此次改革扩大了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据统计，2003年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在校生比为52.57%，逐渐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此时，高等职业教育得以快速发展，地位显著提升。步入新时代，职业教育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紧跟产业体系发展步伐，“人才培养对岗位要求的适应性不断增强，职校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保持高位，中职、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分别超过95%和90%，专业对口就业率稳定在70%以上。”近年来，我国开始协同推动高技能人才支撑行动，实施“双高计划”，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发展。同时，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等重要论断，阐释了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意义。

（二）将人力资本适配区域经济，促使专产深度耦合

高技能人才是教育与经济良性耦合的要素组成，经济发展与人才之间有着相协互促的关系。1984年，刘易斯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通过研究劳动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现象后指出，发达国家非熟练劳动力严重不足，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这种成本变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最终使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转移过程有其普遍规律，即从早期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此过程中技能型人力资本经历地域上的流动。研究表明，“人才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良性互动的主要沟通要素”，区域经济与人才之间有着互相促进的作用。由此可见，职业教育通过积累技能型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中发挥引领作用，展现区域影响力与辐射力。区域经济与职业教育联动的概念最早源于经济学领域，其实质是在区域内通过与职业教育合作来削减经济运行障碍效应，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经过优化的“经济—教育”互动结构。但由于职业教育管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同时其人才培养的特殊性显著，使得区域经济与职业教育耦合规律更加难以预测。目前，学界对此类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欧盟国家的比较借鉴和对国内部分区域案例的梳理、概括与解读上，难以从经济和教育发展变迁、人力资本流动性、专产匹配性上探索其发展脉络与内在机理。从世界产业转移与人力资本迁移的事实中发现，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在推动人类世界现代化方面产生同频共振的耦合联系，凸显一段时期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人才培养能力、影响力与作用机制。背后也体现着技术创新、职业教育与人才队伍建设之间的高度耦合关联。为此，通过积累技能型人力资本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职业教育功能之一。不同地区产业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积累情况体现出各地体制机制对于人才培养的支持效度，涉及“产教融合生态系统”“资源配置路径”“空间集聚关联度”等要素。高技能人才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战略意义，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必须重视产业全链条的协同布局，加大技术人才、技能人才、工程人才等的协同与自主培养。同时，也要避免在科技变革进程中产生价值观念误区，如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要规避出现形式主义、绩效主义、数据主义、纯粹技能主义倾向，扭转不良的育人之风与职业教育乱象。高技能人才的支撑性将有效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增强型发展与个体全面型发展，未来实现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还需学界深入理解和把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三）形成融合化理性育人目标，服务学生全面发展

在职业教育研究论域中，长期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分的经典论说。有学者指出，“工具理性”强调职业教育需服务经济发展需求，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所以，职业教育要借助办学实践将人才培养与生产实际相融合，确立服务现实社会生产需要的育人思想。为此，职业教育领域开始实施“大国工匠培养支持计划”“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等，通过有针对性地积累具备高精准适配度的人力资本主动服务经济发展。然而，“价值理性”强调职业教育要提升自身服务与赋能水平，向社会公众提供高品质教育服务，注重自身内涵式进阶与特色化发展，为传承职业知识与技能创造有利条件。两者皆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理论遵循，但两种理性融合后的育人目标却愈发得到学界关注。融合化理性育人目标强调，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实质是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下共商共治的产物，其育人行为也依旧是多元权力主体协同参与的组织行动，融合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特征。实际上，“职业是职业教育存在的源头，职业的诉求连接着企业的职业岗位。”这是人才培养、校企合作、社会服务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基础。在该目标指引下，职业教育所育人才逐渐清晰地意识到自身在社会中的客观定位，并能感知自身该采取何种方式反馈外部世界与工作岗位，其将着重发展自身职业素养来达成融合化育人目标。

相对普通教育而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带有明显的“需求引导”特征，直接体现着国家、社会、企业对劳动力的要求。职业教育及其所培育人才的紧密结合使得技术技能传授、供给与服务成为技能人才培养合法性存在，以及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得以高速发展的源头活水，当然也成为职业教育系统种种价值冲突和制度设计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为此，必须明确技术技能和育人理性的不可再分性，技术技能作为劳动者进入工作世界的证据，是“劳动者生产能力获得和职业素质养成的过程”，并且职业是人类与社会衔接的桥梁，个体社会化离不开职业，职业教育也必须遵循人才培养客观规律，重视“全面、幸福、自由”的人的培养。在此意义上，高技能人才是促进现代化的核心，是“立足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从职业人到公民再到人类的转变方向，关注共同人性、培养整全的人的价值追求，是满足个人多样化发展需求的关键之举，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与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经道路”。概言之，高技能人才及其培养过程呈现一定理性特征，遵循教育的本质规律，并持续通过技术技能传授建设技能人才队伍，而技术更迭促使产业、工作世界与职业教育耦合更加明显，持续深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与功能实现。从该耦合关系出发，审视全球科技革命与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的耦合关系，可以描绘出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助推逻辑。

三、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

人才培养作为我国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一大功能，具有深刻概念内涵与特征外延，需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多维视角整体透视并把握。哈肯提出的协同理论已成为职业教育领域理解国家与教育、社会与学校、组织与个体关系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原因在于，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由多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教育系统，而该理论的关键要素在于在多主体无序环境中形成系统有序的结构，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了整合多元主体利益、消除合作行动差异的有力指导。哈肯抽象化不同主体之间的行动规范，使该理论能够被用于透彻分析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图1）。

（一）构建以人为本的技能人才培养政治观

我国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理念，厘定职业教育在政治领域的目标取向，确保职业教育工作者贯彻以人为本的育人观念。在具体行动上，不同主体采取相应举措，如政府或教育部门借助政策杠杆引导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职业院校通过组建学位或教学委员会服务高技能人才培养，借助项目与资金资助等方式推动教学改革。

在宏观上，党的领导融入高技能人才培养全过程。我国高度关注高技能人才培养，具体到实践层面，体现在党和政府形成坚定的思想与信念，通过政策发布、法律修订、制度规范等方式引导全社会培育“德技并修、以德为先”的高技能人才。基于我国职业教育在类型定位、育人模式与管理方式的本土特征来看，通过技能型人力资本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两个确立”，自觉践行“两个维护”，准确把握“国之大者”。

在中观上，职业院校构建“以人为本”的育人模式。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不断改革院校管理与育人模式，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职业教育的需求。同时，持续加强交流合作，在现实中形成合理的教育结构，各级职业院校充分发挥自身职能，通过“对口单招”“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3+3”“3+4”“3+2”中高本衔接等形式合理培养“基础性—专门性—专业性”兼具的高技能人才。

在微观上，教师更加关注立德树人的重要性。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肩负诸如技术技能传承、多元人才培养、文化交流与传播、就业创业促进等多重职能，而教学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强力支撑。立德树人理念突出职业教育服务人民的具体方向，要求职业教育正确处理教学目标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要求教师必须在人才培养各个环节突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设计理念，深化职业教育“三教”改革，全面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响应经济社会需求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为密切，因此，要主动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要求。第一，职业教育形成人才需求预测和专业调试机制，主动对接经济社会需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跨界性与融合性要求职业院校办学过程主动对接经济发展需求，形成相应的“人才需求预测和专业调试机制”。可见，职业教育跨界性与融合性对职业院校适应性提出更高要求，使其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引擎，以“技能引擎”（Skill Engine）样态响应社会之需，“造血式”地形成创新元素以推动产业企业进步。概言之，高技能人才培养在于将人才红利切实转化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巩固实体经济根基。

第二，打造人才供给新型组织，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力量。步入新时代，职业院校将自身打造为集“知识生产—技能形成—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社会服务”为一体的新型组织。职业教育推动先进技术和设备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提供基础性保障和有生力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方面，职业教育提升数字技能人才培养能力，不断增强适应性，改造提升传统专业，重点打造互联网应用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等高水平专业群，扩大数字技能人才供给。

第三，职业教育率先研判风险社会变化趋势，创新人才培养手段，增强经济社会整体风险规避能力。在风险规避层面，职业教育率先研判风险社会变化趋势，提升毕业生面对职业风险、岗位风险、任务风险等的防范意识，以此强化经济社会整体风险规避能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支持系统。职业教育还从两方面展开重点规划：一方面，在理念层面，构建有利于民生福祉的教育体系，强化支撑就业、社会和谐、技能提升等的教育责任，推动技能型社会构建；另一方面，在创新机制层面，致力于推动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以职业教育开发的应用型科研引领企业技术革新与生产效率提升，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三）凸显技能人才培养的职教全流程功效

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被赋予人力资源开发、价值传播、技术技能传承、服务终身学习等显著功能。基于新时代使命，需要充分理解技能人才定位相应的内部教育制度，以及构建基于职业教育社会功效的外在社会制度，以此发挥生产工艺改造、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发展支撑等作用。基于“投入—过程—输出”理念，能够形成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教育逻辑。

第一，职业院校通过投入教学资源提升育人质量。在职业教育领域，实践教学借助实践与默会知识为架构，要求重新定义师生交往方式，使教师从“知识与技能传输者”转变成“学习引导者”，在真实情境中高效达成人才培养目标。2012年以来，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理念深受学界热烈追捧，相关研究呈爆发式增长。实践教学兴起揭示了社会对人才实用性能力的重视，而其作为一种院校投入手段有效促进了高技能人才的职业素养发展。

第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形成特色育人定位。技能人才被划分为多个层次与类型，在职业院校培养体系中的分布形态也不同，人才队伍结构及其对技术技能要求结构也存在差异，甚至同一职业院校在与不同企业合作时，所育人才规格往往也会有所转向而更具针对性。另外，不同类型技能人才的培养手段与过程不同，拥有多元化的办学目标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特色功效。具体到每所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学校所处地域、该地区地缘优势、资源分布情况等有密切联系，所以人才培养模式特色也不尽相同，由此也引发对不同人才类型秩序的深思。职业教育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借助高技能人才培养实现特定人力资源供给的过程。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教育类型，其本身存在显性功能外显系统，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产生影响，体现出显著的类型特色。

第三，输出优质技能型人力资本。供应符合社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被冠以职业教育服务社会之名，其根源在于职业院校受外部力量影响，所以人才培养的社会价值属性被持续拔高，而职业院校毕业生所具备的职业素质成为评判职业教育社会服务功能有效性的重要条件。鲍威尔与索尔加提出，社会服务是一种以服务生产实践为导向的价值外显，强调技术技能基础性、创新性、再生性以及可持续性。在职业教育领域中输出逻辑指导下，职业教育通过供给技能型人力资本服务经济建设、产业升级与企业经营。

四、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动路向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已取得显著成效，尤其体现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多个方面。人才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要在发扬与继承已有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高技能人才支撑力度，特别需要警惕其中的潜在风险并由此提出行动路径。

（一）形成理性向度与人本主义兼具的人才观

虽然我国近代早有职业技术教育之实，但“职业教育”首次记录在案要追溯到1911年.发展至今，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社会也逐渐开始接受职业教育的类型身份。研究表明，“职业导向性与社会生产性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也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根本特征。”职业教育具备基本属性特征，成为具有自主发展意识的教育类型。如果我们仅依靠对职业教育发展事业的普遍性认知，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解读，削弱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进程。此时，需要重新反思高技能人才培养理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理念基础与条件。

一方面，要深刻把握职业教育理性向度，慎重判断其时代价值。学界对职业教育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本质上看，广义职业教育是指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与Professional Education相对应，是一种面向个体全生命周期的教育，涵盖从基本技能到高级能力与素质培养目标，从中职教育到职业本科教育，强调终身性、高技术性、职业性和产教融合。狭义的职业教育则是一种提升职教人才技能水平，增进其职业表现与职业素养的教育，与Vocational Education相对应。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职业教育都是教育类型之一，与其价值判断之间本无天然关系，因此职业教育绝非层次低下、质量不足的教育。然而，目前现实中存在一种分层主义，对各种教育类型、学校贴上“优良中下”判断标签。在该倾向下，职业教育体系中也出现评价主义、排名主义、优绩主义等倾向。实际上，在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菲利普斯看来，“学术”与“职业”不意味着地位高低，课程设置理念应通过两种类型教育相辅相成，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青年人。还有研究指出，职业教育设置富有人本性的教学实践，更关注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娴熟技能水平、坚实专业基础、前沿技术水准、系统工程逻辑和创造性思维的时代新人，而非追求掌握理论知识与学科能力。在此意义上看，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特别注意反思带有“矮化职业教育”的思维方式。概言之，需要持续推动职业教育社会形象重构工程，坚决破除社会认同危机，加强产业认准、岗位认可、社会认同的高水平职业教育品牌建设工作，这可能是更为理性且符合类型定位的职业教育育人观。

另一方面，要继续强化人文精神融入。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还需特别关注职业教育人本主义倾向。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人本精神缺失问题，为此提出“还技于道、技道相济”方略，希望通过规避技术单线性发展产生的工具理性。在职业教育改革进程中，需时刻保持价值理性，避免出现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为此，面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要在重申人才强国战略的基础上，明确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路径，尤其要警惕和反思已经固化的科学理念。具体而言，需要深化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加强高技能人才人文素养，更加重视思考科技背后的人文关怀、职业伦理、职业生涯等，规避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现象。同时，在实践层面上，职业教育要观照人本精神促使学生全面发展。胡适曾多次强调无论是教育培养还是青年职业选择，必须重视学生全面发展个人兴趣。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构建路向是促使对个体的现实存在与终极关怀的统一、科学与人本精神的结合、精英职业教育与大众职业教育的整合。缺乏人文主义的教育以及缺少人文素养的高技能人才，终将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要建立以科学精神和人本精神的内在统一为内核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二）构建与科技元素相融汇的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是职业教育多重功能之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要重树人才培养理念，也要关注协调人才培养体系与结构，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再建。制度背后是职业教育活动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模式，步入数字时代教育组织与管理形式得到系统性变革，涉及数字时代的整体环境、体系结构与行为规范等诸多方面。科技进步带动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时代整体环境对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作用，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而体系结构的核心指向科技与人才培养之间的耦合关系，行为规范则涉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元素运用的具体安排与措施，助推科技元素与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相互融汇。

首先，高技能人才培养需要融入科技因素。科技元素具有渗透性、动态性、持续性等特征，其对教育组织管理具有影响作用，科技元素熏染不仅能为教育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支持，而且能为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供给新工具。目前，我国基本营造出“重视科研、持续投入”的科技环境，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科技元素转化为具体制度加以落实。科技元素融入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功能在于持续为职业教育改革供给赋能因子，推动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事业系统变革。科技元素体现出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最本质特征，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教融汇战略目标。为此，必须将科技优势与人才培养实际结合，稳步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其次，通过体系结构整体推进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制度设计。我国需要基于科技体系结构设计相应的人才培养支撑制度，借助人力资本更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完善科技体系结构的核心在于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为抓手，一体化推进科技体系结构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制度改革。聚焦科技体系结构的人才培养模式涉及高技能人才培养定位、培养过程与质量评价三个方面：第一，在培养定位上，要坚持培养高技能人才对接高端职业岗位需求，突出知识与技能的高水平和高层次，有关高校、科研院所、第三方组织等要共同参与培养定位设计环节；第二，人才培养过程要契合科技发展水平，在培养方法上借助科技手段从单一学科向多专业教育转变、从技能熟练型向符合能力型转变、从简单封闭教学法向实践运用法转变，有限度地提高育人效益；第三，为了消解人才培养问题，需要依托质量评价分析现有科技评价和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总结其中的矛盾与冲突，并构建科技手段支持下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

最后，借助科技手段强化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机制。高效且完善的保障机制是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借助一定保障机制加以保证。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元素与手段供给完备后，如何保障人才培养定位不偏移、过程不松懈便成为重要的思考命题。在推动科技制度保障人才培养质量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要注意人才培养过程偏移问题，科技手段要将人才培养复杂目标简化为具体指标，借助智能化工具保障评估与预测育人结果，以此指导职业院校管理者与教师的具体教学实践；另一方面，为规避人才培养风险问题，需要依靠数据治理体系反思人才培养过程，实时把握育人制度进程。

（三）挖掘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职教文化内涵

增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社会影响力，必须坚持加强文化内涵建设与挖掘，打造高技能人才培养品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一批高技能人才队伍，以此实现与国际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紧密对接，突出并彰显职业教育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上的独特优势。培养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技能人才有助于凸显我国职业教育育人实力。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职业教育的核心价值标识，而挖掘职业教育文化内涵体现了职业教育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而汇聚最广泛的力量。“在我国面临许多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的全球性新挑战中，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已经从舞台的边部移向了中心，成为促进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由此可见，培养高技能人才在助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文化内涵的本质是一种文化资本，而文化以一种隐性因素存在于教育事业之中，被认为是一种隐匿的社会契约，任何教育功能发挥都要以融入本土文化基因为基本前提，形成符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基因”。

我国职业教育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提振需要借助对人类思想、社会秩序的深度共鸣来彰显。在我国，职业教育有特殊的文化基因序列，这是其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特殊属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注重培育高技能人才“德行”。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便借助技术伦理提倡“以道驭术”的思想观念，例如，墨家学派倡导“道德品质为先”的育人理念，在《墨子·尚贤》篇中有“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人才道德标准。另一方面，我国职业教育素来崇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古代职业教育极其重视技能训练，早在《诗经》中就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描述对玉石的精细化加工，朱熹批注有“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的解读。随着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的风险社会到来，人类社会在面对就业困难、不平等、身份歧视、环境退化等挑战时，更深刻地感受到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意涵，也体会到通过高技能人才助推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无论基于历史还是现实视角，站在主观抑或客观视野，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都是至今为止为人类与地球寻求繁荣、和平、自由与稳定的基石，也是更贴近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价值主体。

从维护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出发提高职业教育发展质量，通过创新职业教育内涵建设、实现职业教育结构调整、促使数字转型赋能发展等步骤生成各国职业教育的核心价值标识，必将为构建和平与自由的世界提供应有的贡献。我国职业院校中有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而十八大以来职业院校已累计帮助800多万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对口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约150万人，许多贫困家庭通过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与知识匮乏的代际传递。我国职业教育在保障社会稳定和谐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而向世界彰显其文化内涵的过程中需要世界“聆听”，而其前提条件便是主动地向世界提供职业教育文化内涵的声音。同时，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还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等特征，对于帮助个体掌握技术技能、提高个人收入分配效益，进而有效地促进高品质就业具有积极意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传播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媒介，如何利用“引进来”“走出去”的丰富资源，传播职业教育文化内涵，无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议题。

五、结语

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建设具备逻辑与实践要求，构成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价值论和方法论遵循。从事实来看，近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正是探索完善技能型人力资本助推社会发展并发挥优势的过程。在逻辑上，我国要构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必然要基于政治、经济、教育三大要素充分践行高技能人才培养实践，以反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方向。从未来视角看，要解决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发挥职业教育在观念形成、模式构建、内涵挖掘等方面的独特功能。当前，基于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尚存在空间，我国需要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建立中国特色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急需寻求彰显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实施路径。而我国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路径的过程顺应了时代发展步伐，借助紧跟产业与市场需求、适配区域经济、形成耦合化育人目标，顺接产业革命对职业教育的迫切需求，既遵循了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也反映了肩负国家复兴重任、促使专产深度耦合、服务学生全面发展等客观要求，因而构成探索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