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庆专题】赵志群：再回首，已不朦胧：重读《关于我国职业教育的若干基本问题》

再回首，已不朦胧：重读《关于我国职业教育的若干基本问题》

赵志群

1996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发表了刘京辉同志和我合写的文章“关于我国职业教育的若干基本问题——与周贝隆先生谈职业教育的基本方针”（下文简称“基本问题”）。重读这篇文章，回首那个时代往事发现，尽管针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疑惑和讨论依旧，但是我国职业教育经过反反复复的追问，已从荆棘密布中走向更为光明的征程。

一、撰写原文时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末，针对知识经济的讨论席卷全球。人们普遍认为，知识经济的出现，对就业的形式、结构和观念以及劳动力素质产生很大影响。不少人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脑力劳动比重加大，并将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工作方式，知识性劳动者将成为社会生产和运作主体，白领人员比例将大大增加，蓝领人员和培养蓝领的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将会降低，没有必要再关注职业教育，从而对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战略地位提出了质疑。

1995年，我就职于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一天，时任研究所秘书长、后任副所长和国家留学基金委秘书长等职的刘京辉博士拿着一篇文章找我，表达了对文中针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观点的忧虑。文章是时任教育部教育规划办主任、对我国教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专家型领导周贝隆先生发表在《教育参考》上的“我国职业教育方针刍议”（下文简称“刍议”）。该文的基本观点是，基础教育和国民素质教育对国家发展极为重要，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相对较低，不应该因为发展职业教育而影响了基础教育的发展；职业学校对社会经济发展反应迟钝，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企业还需对毕业生进行大量适应性再培训；今后没有必要大力发展职业学校，而应主要通过短期培训解决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求，等等。

当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尚很薄弱，职业教育发展遭遇很多困难和瓶颈问题，如果此类观点在教育界和教育部内部发酵并占据主导地位，对职业教育发展无疑是很不利的。京辉秘书长建议我们写一篇与其观点不同的文章进行商榷，以避免出现对职业教育发展不利的导向。当时争鸣性的文章并不多见，特别是与对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和官员的争论。文章写成后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印刷在教育部的内部刊物上。1996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主编发现了这篇文章，认为该文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经商定后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

二、原文试图解决的职业教育的内部观点冲突

“基本问题”一文试图澄清的问题均为周贝隆在“我国职业教育方针刍议”文中提出的，是当时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冲突性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谁更重要？发展职业教育，是否会影响基础教育发展并阻碍国民素质的提高，从而得不偿失？第二个观点针对的是职业教育模式的选择。“刍议”认为职业学校教育投资较大，对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反应迟钝、满足不了企业的需要，正受到来自多方面包括世界银行等的大量批评。关于职校毕业生适应能力欠缺的问题，“刍议”列举首钢等大型企业宁愿从普通高中毕业生中招工，自行组织短期培训，也不愿意从职校招工，认为普高毕业生的适应能力比职高毕业生更好，因此建议用应用性与针对性强、灵活性大的企业培训代替长期、正规的职业教育。“刍议”提出的第三个争议性问题是正规职业教育的规模和高中阶段职校在校生的比例，即是否要强调保证高中阶段职校在校生的一定比例，这是一个至今都存在争论的问题。

以上议题都是国家职业教育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案，会塑造职业教育的不同发展方向和模式，如果解决不好，无疑会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产生重要的（不利）影响。

三、原文提出的前瞻性建议及其影响

针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谁更重要？职业教育发展是否会影响基础教育发展”的问题，“基本问题”一文的观点是：职业教育和国民素质教育并不对立。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素质教育的一种形式。强调基础教育和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并不能否认职业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也不是对基础教育和国民素质教育的忽略。文章认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继续，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包括企业）中进行教书育人，突出强调核心能力培养，这正是“为工业化发展创造前提”的国民教育。文章列举了不同发达国家的案例，并从协调职业教育、技术进步和劳动组织方式三者间关系角度阐述职业教育在不同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作用。现在看来，“基本问题”的观点仍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时至今日，仍然不时有学者或一些部门领导同志对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提出质疑，这是不了解职业教育本质特征的表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基本问题”提出的观点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对职业教育本质特征认识的基本观点，即应当全面认识“基础教育”的内涵，区分知识导向的“普通基础教育”和工作导向的“职业基础教育”的异与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在贵州调研时所讲的，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是教书育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这是普通教育所不能取代的。职业教育同样也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教育”，它关注人的发展，基于人的发展，也是为了人的发展，而且这一过程会伴随着人的整个生涯发展。

“若干问题”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职业教育模式选择。“刍议”认为职业学校教育投资较大，对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反应迟钝、满足不了企业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是“刍议”提出用灵活的企业培训代替长期正规职业教育，“把职业技术教育交给用人部门办，实施市场调节”，却是不可取的。“若干问题”明确指出，以下因素决定了我国无法采用以企业短期培训为主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一是我国尚缺乏企业作为主体实施职业教育的广泛基础；二是职业教育模式的建立和完善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等社会和经济制度因素；三是协调职业教育、技术进步和劳动组织方式间的关系，是建立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任务；四是选择职业教育模式是一个制定教育基本政策、实现教育功能和确定教育目标的重要理论问题，需要开展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基于此原因，“若干问题”总结：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只能是“采纳企业、学校的合作模式”。

20多年以后再回首，“若干问题”提出的建议仍然是合理的。目前，“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制度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已经得到了职教界的广泛认同。校企合作既是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家目前在教育、经济、劳动和社会政策方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中强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德技并修”，更为准确地概括了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本质特征。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第十四条也明确提出：“国家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产教深度融合，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不同层次职业教育有效贯通，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关于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适应能力问题，“若干问题”认为不是一个制度性问题，而是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需要逐步解决的实践问题。文章认为，职业高中发展历史短，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如何使脱胎于普通教育的职业学校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更加符合职业教育的规律，这需要职业学校更加深入去探索职业教育的规律，如引入科学的职业分析方法、进行更合理的专业设置等，这也恰恰是近年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重点。

“若干问题”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正规职业教育的规模和高中阶段职校在校生比例，这是一个至今都在激烈争论的议题。文中当时提出的建议是，比例问题不是一个简单概念，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联系。这一建议至今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周贝隆先生在后来发表的《高瞻远瞩，及早筹划，迎接挑战——关于制定2010年教育规划的思考》一文中写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以比重、年限、‘正规化’为衡量职业教育成效的标志，而应以适需、效益为评价的标准”，他显然是同意了这个观点，并贯彻在其政策制定的实践中。

四、反思与展望

“若干问题”发表至今已经过去了近30年，我国职业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但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若干问题”讨论的问题始终存在，甚至有时相关争论还很激烈，但争论的范围和可行的解决方案，并没有明显超出文中涉及的范围。例如，目前在有关职教发展政策讨论中，对“职普比大体相当”仍然存在忧虑甚至抵触情绪，社会上偶尔还会出现取消“普职分流”的呼吁，即对职业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战略地位始终存在模糊认识。

持续、重复出现相同讨论甚至争论的原因，除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适应性有待提高之外，我国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传统认知根深蒂固，职业教育研究成果没有被大众甚至教育研究者所认知等，都是重要的原因。由于儒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思想影响和长期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误解或偏见，社会上很多人认为职业教育是二流教育。如何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均衡发展，在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同时，为经济发展培养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始终是职业教育努力的方向。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学术研究和大众宣传方面加强工作。

（一）相关研究人员应关注职业教育的育人功能

建议参与职业教育讨论的特别是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更加关注职业教育的育人功能而不仅仅是经济功能。职业教育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教育，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国民的重要形式。职校学生通过基于工作的学习（Work-Based Learning，WBL）和多种类型的实习，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实现对职业规范、伦理和价值观的内化；在增长专业知识的同时建立对社会、工作和职业的基本态度。职校学生可能对书本知识学习缺乏兴趣和耐心，但是通过“做中学”这种特有的学习方式同样可以找回自信、张扬个性，提高文化素养。职业教育通过弥补学习者在某些领域才能（如学术能力）的不足，促进其他方面的发展和综合能力提升。在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认为“职业能够唤醒青少年的兴趣，是通往真正教育的大门”，斯普朗格（E.Spranger）则强调“职业是文化和教育的媒介”，是“通往更高一级的普通教育的唯一路径”，这为德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价值论基础。我国相关研究者也应正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重要“基础教育”类型对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讨论。

（二）探索建立和实施国家资历框架

高效、合理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实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等级）证书之间没有对应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校”与“工作世界”的沟通，造成职业教育地位低下以及毕业生就业和用人单位招聘员工难的双重困难。构建资历框架，是我国实现不同类型、层次教育衔接和融通的重要基础性。所谓“职普融通”，不是指职业院校学生随时转学到普通院校，或者反过来，而是建立职教和普教双向认可的标准。这里的基础，是明确各级各类教育的定位和资历标准，建立具有可比性的各级各类人才培养的“出口标准”。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建立学历和资格（等级）认证体系，建立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统一的质量标准，可实现不同类型教育和工作技能的可比性，把技术技能人才和学术性人才的管理统一到权威的国家标准下，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吸引力，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制度

目前多数职业院校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质量保障体系，只是随机或被动地实施一些质量保障措施，其科学性和系统性得不到保证，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管理和技术层面的因素。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更好地平衡学生和家长、职业院校、企业和社会等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现代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至少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促进区域、行业或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宏观职教质量保障体系；二是职业院校质量保障体系；三是促进学生发展和教师提高教学水平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进入新世纪后，教育质量保障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如评价对象从“投入”转向“产出”和“结果”，质量保障目标演变为“持续改良”，即提高教育体系的标准化程度和效率等。“结果导向”的质量保障更关注人才培养质量而不仅仅是教育投入，正如新《职业教育法》第43条规定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应当突出就业导向，把受教育者的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就业质量作为重要指标”。应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学生的职业能力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并为职业院校的课程和教学改革提供技术手段。

（四）加强相关的家长教育和大众文化普及

促进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不只是教育制度问题和教育部门的任务，还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要加强宣传，构建全民共同促进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例如，实现“普职分流”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为了减少民众的顾虑和焦虑情绪，需要做更多解释工作，教育家长了解社会人才需求的结构性特征，知道高学历并不是所有人在劳动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唯一途径。通过适度引导和干预纠正家长的认知偏差，使其更加理性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升学或就业道路。关注学生本身的认知特征、兴趣爱好、发展潜能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匹配程度，是保证学生可持续发展、生活幸福和消除“内卷”的重要前提。当今社会对工作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慢就业”和“灵活就业”等现象，然而工作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工作始终是确保个体有尊严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影响多数人命运的关键因素。应当加强生涯教育，树立健康的工作价值观，使青少年建立正确的自我概念和职业认知，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客观审视自己，从而建构合理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