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庆专题】郭扬：我国职教法立法前围绕职教命名问题开展的十年学术争鸣回顾

我国职教法立法前围绕职教命名问题开展的十年学术争鸣回顾

郭扬

回顾上个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原教育科学研究所就读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到原上海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工作，由此与原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及其主办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1995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探索与争鸣”栏目专门发表了费重阳和严雪怡两位老先生针对“是否存在培养技术工人的高等教育”这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当时曾给我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

我与费重阳先生并不相识，但却早闻其大名且仰慕已久，记得我80年代在技工学校任教期间就曾粗览过他主持编写的《技工学校管理简明教程》。严雪怡先生则是我后来就读研究生时结识的华东师大教科所兼职研究员，也是再后来我担任上海职教研究所科研秘书后需要经常联系的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而他主编的《中专教育概论》一书更是作为当时职教专业研究生的主要教材和职教所科研人员必备的专业文献及工具书。当时我作为一个刚从企业技校教师转到专职科研岗位上不久的年轻人，对这些圈内的名人围绕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的学术争论比较有兴趣，于是通过关注和追踪并顺而寻觅一些其他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二位前辈的此番笔战可以看作是早在十年前学界就已开展了的关于我国职教如何命名的概念之争的延续。具体而言，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老同志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使用“职业教育”，而以华东师大等部分高校学者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使用“职业技术教育”，两派之间的学术争鸣到这个时候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

众所周知，自从黄炎培先生1917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后，“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这一名称在我国使用了几十年。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职业教育曾经被人们普遍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产物，因此当时大家往往都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甚至排斥这个概念，而对于计划体制下分工培养技术工人和技术员的学校教育也并没有一个综合性的名称，只是分别称为技工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直到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特别是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以后，原有的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与各地作为新生事物大量涌现出来的职业高中乃至地方职业大学一道，如沐春风般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并为经济建设作出了令人瞩目的积极贡献，很快发展成为一种相对自成体系的教育大类。但对于这一大类教育如何命名的问题，国内学界一直是争论不休。

在始于1985年的第一轮争鸣中，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批老同志极力主张采用黄炎培先生创业时使用的“职业教育”作为这一大类教育的综合名称，如王艮仲、饶博生二位先生专门撰文提出四大根据：一是我国1982年宪法中提及了“职业教育”的概念；二是在当时清除“左”的错误影响的形势下必须巩固拨乱反正的成果；三是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具有良好技术技能的技术人员和技工，也急需大批掌握科学经营管理知识的管理人员；四是职业教育应该囊括职业基础知识、职业技术、职业管理和职业道德四个部分内容，如果用“职业技术教育”代替“职业教育”则是以偏概全、逻辑不通。他们还认为称作“职业教育”还是“职业技术教育”不只是名词或概念之争，实质上“关系到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关系到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的实践问题”。又如高奇先生明确做出界定：“‘职业教育’概念反映了作为每一个就业或从业人员都应接受和受到的某种专业教育的实质，是与普通教育相对的另一种普及教育；技术教育则是指职业教育的一部分（大专水平部分）或指一部分内容（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并称容易引起一些误解”。所以她认为从我国的教育传统和社会现状来看，用“职业教育”来统称这一类型教育有利无弊。而费重阳先生当时作为中华职教社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和天津中华职教社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其思想观点自然也是属于职教社这一派的，1984年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内部出版的职教专业教材《职业教育概论》一书就是由高奇主编、费重阳等人参与编写的。

但是，坚持使用“职业技术教育”的学者们也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80年代初，华东师大教科所受教育部委托承担我国职教体系研究的课题组指出，这一大类教育培养的是技术工人类和技术员类这两种类型的人才，“由于这两类人才各自工作的性质、对象不同，因此在知能结构上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别即知识数量或技能熟练的要求有明显的不同。反映在培养目标、培养计划结构、课程设置、实践性教学内容及要求等方面，也有着质的区别。因而培养这两类人员的教育也有明显的类别之分”，即一类是以培养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教育”，另一类是以实施专业技术为主的“技术教育”（Technical Education），“如果把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教育混淆或合并起来，就难以按客观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培养和训练，更谈不上发挥两类教育的各自的特色，最后必然会影响人才的合理使用”。我的研究生导师黄克孝和严雪怡等人正是该课题报告的主要作者，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委托方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高度认可。1982年，教育部将分管职业中学的职能由普教司划到中专司，并将中专司改设为对全国中专（指中技，不含中师）与职业中学进行综合管理的业务部门时，最初起名为“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司”，以同时彰显这两类教育。其主要理由，一方面是认为该司除了将属于职业教育的职业中学纳入综合管理外，还应该对劳动部所属的技工学校负有宏观管理的责任；而中专学校的培养目标从来都是中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50年代初学习苏联教育体制的产物，本来就归属于技术教育而非职业教育；另一方面的理由，是了解到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18届大会上曾建议各国采用TVE（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即“技术和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综合的术语，包括“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类教育，所以我们以“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司”命名也比较便于国际交往。但后来为了简化这一过长的名称而几经周折，先改为“职业和技术教育司”，又改为“职业、技术教育司”，最终由部领导定名为“职业技术教育司”。此后，“职业技术教育”一词便得到了官方文件及其他各方面的普遍应用，包括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除有两处用到“职业和技术教育”外，基本上全都采用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名称。在80年代最早正式出版的几部职教专著中，1985年华东师大教科所编著的《技术教育概论》和1988年严雪怡主编的《中专教育概论》在说明研究对象“以工科类的中等专业学校为主，兼及技工学校”的前提下都统一使用了“职业技术教育”一词，1986年刘鉴农、李澍卿、董操主编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和1989年刘春生著《职业技术教育导论》则更为明确地在书名上直接亮明了“职业技术教育”这一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学术概念。

根据《教育与职业》杂志1985年的报道，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的第二次理论研究座谈会上，“与会者对‘职业教育’（广义和狭义）、‘技术教育’（广义和狭义）、‘职业和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几个名称及其涵义作了认真的探讨”。也正是在1985年这一年，当时仍由严雪怡担任校长的上海电机制造学校经国家教委批准，在原有初中后4年制中专的基础上试办5年制高等技术专科（后来统一改称为五年制高职），更名为上海电机制造技术专科学校（不久又调整为上海电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而开始进行“高等技术教育”的实践探索。1987年严校长退休后更是集中精力专注于技术人才与技术教育思想的理论探索，并逐步归纳出其核心内涵：首先，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是有重要区别的，职业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技术工人类的技能型人才，而技术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技术员类的技术型人才；其次，区分二者的依据是技术型人才相对于技能型人才的独立性，技能型人才的主要职业活动是设备操作，而技术型人才则主要从事技术的应用与运用，如承担设备维护维修与工艺设计等任务，是把工程师的设计意图转化为技术工人实际生产的“中间型人才”；此外，在当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开始得到发展的新形势下，更应明确对两类人才、两类教育做出区分，确立技术教育的独立地位，大力发展技术教育。关于这一大类教育如何命名问题的争论遂于1990年进入第二轮，黄大能先生在《教育与职业》上发表的《“职业教育”正名问题商榷》一文再次引发学界的争鸣，随即严雪怡先生也以《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职业和技术教育——谈“职业教育”的正名》一文作出了回应。

由于进入90年代后我国开始推进职教立法的特殊背景，分别以中华职教社与部分高校学者为代表的两派意见持续不断的争鸣讨论很快于1995年进入到了第三轮。就我个人的认识来看，费重阳和严雪怡二位前辈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上的那次笔战，实际上也正是这一轮争鸣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费老针对严老提出由于“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当是在中等技术教育之上延伸的高等技术教育”故而“不存在培养技术工人的高等职业教育”的观点进行了质疑，认为不能将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目标的高级技工学校排除在高等职业教育之外；严老则从具体的产业岗位调研与国际上不同学制的比较相结合的高度，对人才分类与教育分类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指出20世纪中叶世界各国普遍出现培养技术员类人才的学制后，人才分类与教育分类出现了新的变化，需要对新时期条件下高级技术工人的类型属性进行具体分析，无论是智能型、技能型、技艺型还是复合型的高级技工，都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判断其是否实际转型变成了技术员类人才，而这对于当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从1995年这一年开始，严雪怡老校长与原国家教委职教司的孟广平、杨金土两位老司长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一个系列性的课题研讨活动，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上海职教论坛”的非正式民间研究团体，先后在《教育研究》上发表了《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几个重要问题的基本认识》和《论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这两篇在国内职教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长篇论文，我也有幸曾经作为该论坛核心组中最年轻的一员参与其中。经过持续数年的多次研讨，论坛成员们都普遍认可严老关于人才分类与教育分类的思想，论坛所产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基本上也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如在我参与撰写的《论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人才分类和教育分类可以相对应地分成四类，即培养学术型人才的学术教育、培养工程型人才的工程教育、培养技术型人才的技术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而“高等职业教育具体的培养目标比较多样，几乎覆盖社会的各行各业，但就其人才类型而言，主要是技术型人才”。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正式颁布，宣告了关于我国职教命名问题的学术争鸣就此画上了句号，最终是中华职教社这一派学者的意见得到了采纳，“职业教育”的概念自此从法理上取代了“职业技术教育”。但不可否认的是，职教法文本中对“职业教育”内涵的界定所体现的完全是一种“大职业教育”的观念，它既与黄炎培先生早在1925年就已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一脉相承，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面临世纪之交的1999年提出以TVET（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替代原来的TVE一词的建议不谋而合，这一点也是让主张以“职业技术教育”命名的另一派学者们能够感到欣慰和鼓舞的。但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现象是，当人们的脑子里只剩下单一的职业教育概念时，现实中的技术教育则似乎出现了被逐渐淡忘的倾向，部分决策者甚至有的研究者几乎根本就不知道还有技术教育的客观存在，以致于往往片面地强调职教就是培养技能型人才而一味地把教育教学的目标定位于技能训练之上，甚至有意或无意地把职业院校教育简单化地等同于岗位技能培训，尤其是在一些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中出现了技术型人才培养被大大削弱的现象。有学者指出：“从今天看来，这一担心决不是多余的，事实上技术教育概念的缺失已使得高职教育的定位产生了极大的迷惘，职业院校在教学资源建设过程中过于重视操作设备的建设，而忽视了认识与理解层面教学资源的建设，有些地区甚至极端化到只知盲目地建设所谓生产性实训基地。实践已在证明那些片面强调生产性功能的实训基地建设的错误，然而大量的办学经费已被浪费”。

如今，回顾1985—1995年那一场关于我国职教如何命名的问题展开三个轮次的十年学术争鸣，笔者认为对于我们当前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仍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启示。特别是202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经过大幅度修订后付诸实施的新形势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新要求，我想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职业教育内涵的深化和外延的拓展。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我们要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单一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传统职业教育就必将为全面培养多样化技术技能人才的“大职业教育”所取代，职业院校作为Vocational Education的办学功能也必然要向TVET两端的两个T延伸：前一个T（Technical）就是向高等教育的延伸，要求在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培养更高层次的技术型人才；后一个T（Training）则是向继续教育的延伸，要求逐步完善面向全社会的职业继续教育体制和机制，承担更多的产业培训与社会培训任务，使职业院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功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由此以职业教育为核心，向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两端拓展延伸，从而在统筹协同创新中形成以“大职业教育”为特征的TVET体系，这样才能真正切实有效地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者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