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庆专题】于志晶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重读孟广平先生《关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内涵与实施》等论述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重读孟广平先生《关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内涵与实施》等论述

于志晶，孟凯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编辑部为庆祝创刊30周年，组织了对该刊已发表的重要文章的“重读”活动。嘱笔者“重读”的文章是发表于该刊1994年8期的《关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内涵与实施》（以下简称《高职内涵》）和1994年10期的《再论关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内涵与实施》（以下简称《再论》）两篇文章，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和深入，算作一个主题。两文的作者孟广平先生，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学行政处处长、北大附中校长，1982年被任命为我国第一任职业技术教育司司长，1989年因年龄卸任后，奉命负责组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并担任首任主持工作的副所长，还先后担任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八五”职教学科规划组组长、“九五”职教学科规划组组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与职业教育项目国际顾问委员会（1997—1999）成员等职，2005年4月，因病辞世。

孟先生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教育事业，尤其是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大规模发展职业教育的开启山林者，他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思考和理论探索从未间断过，贡献甚巨。作为孟先生领导下的职业教育战线的一名老兵，笔者曾有幸多次聆听先生的讲话并与之作深入的访谈交流，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满怀钦敬。今天重读先生30年前的论作，犹如又承亲炙，特别是在我国全面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新的起点上，系统回顾在那段职业教育蓬勃兴起、对职业教育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全面展开、各类思想碰撞火花迭出的时期，先生的所思所虑及其政策主张，更加深切感到先生的视野宏阔、思考的前瞻性以及拳拳报国之情，钦佩之情尤甚。

一

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大江南北涌动改革发展浪潮。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作出全面规划。《纲要》提出“职业技术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柱”，要求“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统筹规划，贯彻积极发展的方针，充分调动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兴办多种形式、多层次职业技术教育的局面”。199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对到2000年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等作出明确安排，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逐步形成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共同发展、相互衔接、比例合理的教育系列”。由于中央文件对发展“多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明确表态，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内部以及社会各界在发展高职教育方面逐步形成了共识。实际上，当时在全国各地已经存在着多种形式的高职教育，包括普通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招收初中毕业生“四五套办”的专科，以及一些中专学校内设的高职班等。因为有了明确的政策信号，各地发展高职教育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什么是高职教育、怎样发展高职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争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副会长的孟广平发表了《高职内涵》一文。该文首先从发达地区经济需要、专业辅助人才需求、缓解高中升学压力、推动中职教育发展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发展高职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作者依次阐述了其对高职教育层次、人才结构层次、培养目标、学制和实施的思考和认识。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高职教育是建筑于中等教育基础上的“第三级教育”，属于高等教育层次，这样规定符合国际上通用的原则；第二，专业技术人才的结构是有类别和层次之分的，按国际通用的概念，技术员、技师等类人员属于“专业辅助人员”（Para—Professionals）范畴，与之对应的教育层次可以是高中阶段的，也可以是高中后阶段（第三级教育）的；第三，高、中、初级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由属于不同教育层次的学校培养，但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各级人才由哪个教育层次的学校培养取决于这个层次人才所必须有的入门水平；第四，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需要具有高中后教育水平的专业辅助人员，而与之相对的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则是工程师、医师等专业人员（Professionals）；第五，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高职教育中的学历教育应以专科层次学制为主，即招收相当于高中毕业的人员，学制2至3年，或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5年。

稍隔月余，孟广平又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994年10期上发表了《再论》一文，对高职的培养目标、人才结构和教育层次的关系、专科教育与高职教育的关系、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的关系作补充论述。他指出，职业技术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并非仅以知识能力的获得为目标，而是以达到胜任一定的职业岗位要求为目的，因此，需要从就业岗位要求来确定培养目标。但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目前的职业岗位规范还很不健全，这就增加了确定高职培养目标的难度，这就更加要求我们花大力气作好这方面的工作，而不是把精力仅仅放在争得大专学历的授予权上！他还强调指出，由于专业技术能力并不能都在学校中获得，往往许多都是要在工作岗位上才能获得，所以，职业技术教育层次间的衔接不能像普通教育那样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往往需要经过一定的工作实践或补上必要的基础理论课，才能进入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成为本行业的高层次人才。对有人坚持教育层次与人才层次是完全对应的认识，孟广平认为是错误的。他指出，在发达国家，各行业的职业岗位规范中都有所谓的“起点水平”（entry level），也就是从事本行业的入门水平。起点水平包含起码的普通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能力。只有具备了“起点水平”的人，再进一步提高专业技术能力和相应的普通教育程度，才能成为本行业高层次的人才。不同行业（职业）的“起点水平”所要求的普通教育程度不同，普通木工和民航客机驾驶员的“起点水平”可能相差两个教育层次。

这两篇文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较早系统探讨高职教育的层次、人才结构、培养目标、学制与实施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成果。由于作者刚刚卸任职业技术教育司长，对全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实际、政策实施背景、国际情况都十分熟稔，因此文章的针对性强，直指其时高职发展的关键症结所在，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和启发意义。文章发表后，受到了业内的高度关注，是被研究者引用的高频次论文。事实上，时过30年，在高职教育已经成为职业教育主体的今天，再检视孟文的主张和观点，其启迪价值仍在。比如，有人认为高等职业学校包括职业本科学校理所当然就是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这一认识的逻辑是教育层次高，人才的层次也自然高。实际上，这就是30年前孟文已经指出的问题：“把两者混为一谈了！”孟文所强调的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有两个“起点水平”，一个是普通教育的起点水平，一个是行业的专业技术起点水平，同时在两个起点水平之上完成了高层次的教育和训练，才可能成为“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认识这一点，对当下政策所主张的鼓励和支持中高职衔接人才贯通培养、扩大高职（包括本科高职）招收中职和专科高职毕业生的规定，可能就会有更加符合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的理解了。

二

作为一位具有丰富宏观教育管理经验并长期坚持对教育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学者来说，上面讨论的两篇文章只是孟广平思考和研究众多成果中的一个，如果从他的整个思考和研究体系上看，其思想价值就更显难得和突出。孟广平卸任后，接替他担任国家教委第二任职业技术教育司司长一职的杨金土先生，也是全国闻名、备受大家尊敬的研究者，他评价孟广平的研究“视野开阔”：“他很少就事论事地谈论职业技术教育，总是把职业技术教育放在整个教育体系乃至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个评价很中肯，是业内的共识。

1989年，孟广平因年龄原因从职教司司长岗位上退下来后，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领域，思想成果迭出。是年正是新中国成立40年，在这个节点上，孟广平得以从一个管理者、政策制定者的身份转变为一个观察者、学术研究者的身份来回顾这段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历史。他与曾是他工作搭档的孙震瀚、闻友信合著了《关于发展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基本经验的探讨》一文。在这篇近万字的文章中，作者对新中国成立40年来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分析，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必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二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层次结构和办学模式要与生产技术水平对人才结构的要求、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劳动就业的形势相适应；三是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工种）设置要宽窄类型相结合，稳定性和灵活性兼顾；四是职业技术教育的管理体制要处理好行业与地方（条条和块块）的关系；五是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主要依靠各级业务部门办学，教育部门办的学校也必须依靠行业（企业）的积极参与；六是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学要妥善处理文化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训练的关系。现在看来，这六条经验仍然是职业教育在深入探索的问题，反映了作者思考的历史高度。特别是文中提出的亲身经历体会，比如：发展职业教育不能搞人为的大跃进、不能只重规模不顾质量、要发挥 “行业办学” “地方办学”积极性等，一直是我们十分努力但却并未解决好的问题。30年过去了，言犹在耳，倍感意义非常。

1991年，职教战线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召开全国职教工作会议；二是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下称《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首次就职教发展问题作出的专门决策。针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局，文件把发展职业教育提到了“对于进一步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新高度，对未来10年职教发展作出系统规划和描述。针对“大力发展”到底要发展什么的问题，孟广平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判，他发表了《对“大力发展”的几点思考》一文。他认为，今后10年中，中国职业教育要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要大力发展技术工人教育，重点解决制造业一线技术工人短缺问题；二是在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多种短期的非学历教育和培训，重点解决科技转换为生产力面临的职工技术更新、更多待业者能够迅速就业的问题；三是大力发展学校和企业合作办职业技术教育，重点解决将学校优势与企业优势充分结合起来的问题。后来的实践再次证明了他的这些认识和主张的预见性和正确性。《决定》提出到2000年，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框架，对此孟广平也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学制体系是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框架的最基础部分，基础不牢，体系难稳。紧接上文，他又发表了《完善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制体系应遵循的若干基本原则》一文。文章对职教学制体系的完善提出了四个改革方向：教育结构与人才结构相适应，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培训相沟通协调，文化基础与专业技术、技能相结合，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在对国内外经验进行总结时，他注意到了作为体系建设的最根本的保障——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在文中他特别呼吁：“在研究建立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同时，必须相应同步研究制定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法规。”他认为，这是防止今后出现新的混乱的根本办法。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年，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颁行。

从这一时期孟广平对职业教育的思考和研究方向看，他在力图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回应时代发展提出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1993年，由他主编，杨金土、孙震瀚、闻友信担任副主编的《当代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一书出版。这是当时面世的最早的一本系统论述中国职业教育办学经验、体系结构、基本管理制度、教学活动特点等的专著，由于撰写者均为当时国家教委有关司局从事这方面工作多年的同志，其权威性和影响力显而易见。该书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提出了职业教育的人才观：“我们也认为，那些受过较长时间的教育和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那些具有较多专业知识和较高操作技能的技术工人、技术农民，以及那些具有相似情况的能工巧匠的技术劳动力，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解决工作或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创造有社会价值的产品或从事其他社会服务劳动，也应称作人才。”在此基础上，该书提出了五种人才类型：一是创造创作知识产品的人才，如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编辑、教育工作者等；二是开拓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人才，如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工艺美术大师、各类发明家等；三是对国家、社会和经济活动实施领导和管理的人才，如各级党政领导者、工矿企业的厂长和经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等；四是应用或转化专业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人才，如工程专业人才、卫生医务工作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等；五是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操作的人才，如技术工人、技术农民、技术能手等。专业技术人员、生产操作人员是发展实体经济的基础力量，也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培养对象，该书将其确定为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既是客观事实，也是国家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战略要求的逻辑必然。事实上，在“精英教育”的背景下，将技术工人、技术农民、技术能手等纳入人才范畴，是需要一个社会性转变过程的。17年后，2010年印发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将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列入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再过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从此可以反映出，孟广平及同事们的思想认识是走在时代前面的。

作为一个曾经的政策设计和推动者，孟广平在对职业教育发展理论进行整体性思考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方向性错误或问题，旗帜鲜明地展开“纠偏”工作。比如，针对将发展高职作为安排高考落榜生的主张和办法，他表示坚决反对，专门撰文论述和强调职业教育是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类型教育，不能将其设计成为落榜生“兜底”的末流教育。针对一些中职学校忽视文化基础教育的倾向，他发表了《中等职业学校要重视加强基础教育》一文，系统阐述中职教育应当担负的双重任务：既要使学生获得入门的就业技能，也要使学生获得高中程度的文化基础，两者不可以偏废。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业务部门将中等技术教育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进行剥离的行为，他尖锐指出，这是釜底抽薪的做法，将极大地伤害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孟广平看来，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其根源都在教育观念上，所以转变教育思想是关键。在他主编的《面向21世纪我的教育观（职业技术教育卷）》一书中，他提出要树立这样的认识：“职业技术教育不能仅是就业技能培训，不是一种‘终极教育’，更不能视为二等教育，而是造就新一代的社会劳动者的组成部分，是终身教育中的组成部分。发展高等教育层次（第三级教育）的职业技术教育，既是面向科技飞速发展的未来培养多类型人才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逐步大众化的需要，不是二流的、安抚高考落榜生的、权宜之计的高等教育！”

三

孟广平的视野开阔还表现在他高度关注世界职业教育的改革趋势、大力吸收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经验方面。原上海电机学院教授严雪怡先生在发表于2007年纪念孟广平逝世两周年的文章中回忆：孟广平到职业技术教育司甫一就任，就提出要首先搞清楚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内涵及关系，他查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量文献，发现1981年出版的H.W.French著的《工程技术员命名和分类的几个问题》，嘱人将其翻译为中文。该文全面论述了技术教育的地位作用、培养目标、学制层次、各国概况等，对廓清当时的认识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如何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是孟广平履职后面临的问题。为此，他联络和组织有关方面引进了北美的“能力本位教育”（Competancy-based Education，简称CBE）理论。CBE思想和方法的推广普及对全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孟广平对这一实践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于2000年发表文章，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对职业能力要做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是指专门针对某个岗位的工作能力，后者是指适应某类岗位群要求的共同基础能力；第二，面对科技发展和职业发展要求的多样化，学校教育应当主要开展面向广义职业能力的培养，而职业技能培训类的教育则要侧重狭义的职业能力的培养。他的主张和观点适时回应了当时有关职业教育的“宽”与“窄”、“素质本位”与“能力本位”的争论。1989年，孟广平从司长的岗位退下来，被任命为德国政府援款项目“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他组织力量系统研究了德国职业教育模式，积极开展吸纳借鉴工作，在此过程中，他十分注意对德国经验和做法的准确理解和把握。1994年，他专门撰文明确反对有的部门用“双轨制”来称呼德国的职业教育体制。他指出，德国职业教育的“DUAL SYSTEM”体制是指受训者有双重身份——既是学生，又是徒工；培训过程在两个场所完成——一是学校，一是企业；要依据两套法办学——一是各州政府制定的教育法，一是联邦政府制定的职业培训法；有两类教学人员——一是职业学校教师，一是企业负责培训的师傅，即实训指导教师，故将其译为“双元制”是比较贴切的。而“双轨制”在国内外的教育词汇中是先于“双元制”使用的，有其另外的含义：在工业化革命之前，欧洲许多国家都有两类不同的学校——为贵族、上流社会子弟设立的学校和专为一般平民百姓子弟设立的学校，两类学校的地位不同、条件不同、教学内容不同、教学质量不同，毕业生的出路当然也不相同，反映的是在当时阶级社会等级制度下的不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所以，不能仅仅将其作为译法问题，要注意其特定的教育属性。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与职业教育项目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孟广平多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国际会议和有关活动。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汉城召开第二届世界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全民的终身教育与培训——通往未来的桥梁”，会议的举行标志着全球性的职业教育变革浪潮的到来。这一时期，孟广平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及时推介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政策主张。他指出，21世纪的新发展给职业教育带来新挑战，包括前所未有的科技发展速度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活动的边界淡化、劳动大军和资本流动加快，只有终身教育和培训才能让人们在飞速变化的世界中生存。他提出，在新的挑战面前发展职业教育，国家的作用是核心，政府要做出积极的回应：一是制定并维持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基本政策和体系，推行相应的法律和规章；二是动员各方力量、联合起来向职业教育和培训投入，制定鼓励投入的措施；三是保护公众免受剥削性的教学与培训，保证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进而他强调，政府要从直接办培训转为创造条件以使市场有效运转，并运用经济鼓励和其他适当方法弥合其中的脱节之处，政府的作用要逐步转为充当中介者、促进者、支持者、发动者、投资者和规范者。他对进入21世纪后的教育思想变革作出展望，认为最具全局性影响的有两大观念：一是终身学习，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四大支柱将是各级各类教育的共同目标；二是以人为本，学习、受教育是每个人的基本的平等的权利将成为共识。

孟广平先生对职业教育事业的执着和情怀，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人，大家都把他看作良师益友。在业内很有影响的一件事是，他与杨金土、严雪怡等老领导、老专家坚持十多年在上海开展民间性职教研讨活动，活动名字叫“上海职教论坛”。论坛汇聚了国内一批长期从事职业教育教学、管理和研究工作的学者专家，不定期地就某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职教改革发展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引领了当时的研究，也培养和推出了一批优秀的职教科研才俊。这期间，三位老先生往来于北京、上海两地有关讨论职教问题的书信，源源不断，思想碰撞的火花迭出，是各报刊争相刊载和业内广为传阅的材料，“三人两地书”一时被传为佳话。

1997年，孟广平先生曾到笔者所在的《职业技术教育》编辑部视察指导工作，他用古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诗句鼓励我们做一份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职教期刊，其实这也是孟先生精神境界的写照。2005年，先生辞世，我们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纪念短文，但深感意犹未尽。今天，我们借此对先生的职教思想做一次比较全面回顾的机会，仍以此为题，表达我们当年未尽的感情和心意。（作者于志晶系《职业技术教育》总编，孟凯系《职业技术教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