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服务文化传承”主题获奖成果分析

立本铸魂：职业教育助力文化传承的成效特征、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向

——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服务文化传承”主题获奖成果分析

王屹，吴璇，方绪军

摘要：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职业教育承担着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分析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文化类获奖成果推荐单位分布、完成单位情况及类别内容分布，得出职业教育助力文化传承成果的成效——彰显地域特色、多元主体协同、技术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同时当前文化传承与职业教育融合路径面临着缺乏理论创新性、文化资源与教育资源缺乏融合性、专业教育与文化市场需求缺乏契合性等现实困境。基于此，职业教育助力文化传承的实践路向应该包括：构建助力文化传承的良好生态、共筑“1+Ｎ”协同治理的资源平台、形成产教协同科学育人的体系。

一、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文化类获奖成果基本情况

本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共评选出572项获奖项目，在总获奖项目中，文化传承相关成果共19项，占获奖总数的3.32%，其中，特等奖0项、一等奖3项占一等奖获奖总数的4.29%，二等奖16项占二等奖获奖总数的3.2%。本研究从成果推荐单位的区域分布、成果完成单位属性以及成果类别及内容等方面对19项文化传承类获奖成果进行统计分析。

（一）文化类获奖成果推荐单位区域分布情况分析

1.获奖单位地区的分布情况

从推荐单位的地域分布上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文化类获奖项目数量存在明显差异。统计结果显示：本届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文化类特等奖项目处于空白状态；一等奖3项，其中东部地区2项，中部地区1项；二等奖16项，其中东部地区8项，西部地区7项，中部地区仅1项。东部地区文化类获奖总数位列第一，西部地区位列第二，中部地区第三。另外，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内省（区、市）平均获奖数量分别为1.67项、1项、1.75项（表1）。不难看出，东部地区获奖数及等次比西部地区好，显现出西部地区在非遗文化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西部民族聚集地区在职业教育文化传承工作开展上具有较大优势，未来将成为申报成果奖内容的重要选项。

2.获奖成果所属省市的分布情况

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文化类项目的获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职业教育与文化传承的融合程度。从获奖成果所属省（区、市）来看，共有12个省（区、市）的文化类成果在本届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获奖。获得一等奖的省（区、市）为广东、上海、江西；获得二等奖（1项以上）的按获奖数量多少依次为广西、浙江、江苏。获奖总数最多的省（区、市）为广西，共获得4项。

文化类获奖数量占该省获奖总数的比例，由高到低前5个省（区、市）依次为甘肃（100%）、西藏（33.33%）、广西（16.67%）、江西（12.50%）、湖北（11.11%）（表2）。由此可见，虽然东部地区获奖总数遥遥领先，但文化类成果所占比例却偏低，而中西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获奖总数较少，但文化类获奖成果所占比例较高，这与地域分布与文化多样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文化类获奖成果完成单位情况分析

1.院校属性分布情况

根据获奖成果完成单位的属性将成果第一完成单位分为三类（表3）：高职（高专）、中职（中专、技工学校、职高）、其他单位（研究机构、本科高校、专委会、行指委、企业等），三类单位获文化类奖项数分别为13项、6项、0项。一等奖成果3项，完成单位均为高职；二等奖成果16项，其中高职13项、中职6项，其他单位并未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可见，中高职在文化传承领域的获奖数量占据绝对优势，职业教育推进文化传承的成果多孕育于学校及课堂等一线教育教学场景中。

2.院校类型分布情况

从成果第一完成单位类型上看，一等奖共3项，其中2项是由国家“双高”院校完成，占比67%，1项由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完成，占比33%；而二等奖共16项，其中国家“双高”院校、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国家示范性中职学校、普通高职及中职学校的获奖数分别为4项、2项、4项、6项，占比分别为25%、12.5%、25%、37.5%（表4）。国家“双高”院校为牵头完成成果的比例较高，是文化传承类成果申报的主力军。另外，随着职业院校综合办学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不少职业院校在特定领域发挥自身办学优势与特色，在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中不断崭露头角。

3.合作类型分布情况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本届教学成果奖中文化类获奖项目为独立完成的仅有1项，占比6%，其余18项均为合作完成，说明跨界合作是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由三类以上机构合作完成的项目有13项，占文化类获奖项目的半数以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职业教育教学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与合作的协同性（表5）。

（三）文化类获奖成果类别及内容分布情况分析

1.成果类别分布情况

本届教学成果奖分为10个类别，文化类获奖成果涉及其中5类，依次为育人模式、育训并举、专业建设、立德树人、“三教”改革。其中“育人模式”是历年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的高频主题，本届共有13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11项。另外，育训并举、专业建设、立德树人、“三教”改革类别的获奖分别为2项、1项、1项、1项（表6）。

2.焦点词汇分布情况

对文化类获奖成果的题目进行词频统计，发现累积频数前六位的焦点词汇为“实践”“人才培养”“创新”“非遗”“文化”“传承”，其频数（次）分别为19项、12项、10项、9项、7项、7项（表7）。

二、职业教育助力文化传承的成效特征

文化传承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优秀改革成果为中国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范式，同时也彰显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和跨界属性。分析本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文化类项目的区域分布、单位分布以及内容类别分布特点等，发现各省（区、市）无论是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思想理路的把握，还是对文化和教育的融合方式与实践路径的选择等均存在一定共性，但又各具特色，形成了文化与职业教育共生发展的新格局，成为职业教育助力文化传承特有的“一道风景”。

（一）因地制宜：彰显地域特色，紧扣经济产业发展需求

由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人口结构、风土人情等因素的不断发展变迁，我国已经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的网络文化图谱，如今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图式。当前，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下，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依托产业发展盘活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已经成为未来我国文化建设的方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强调文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在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各省（直辖市）文化传承领域的获奖项目也充分体现出职业院校对夯实地域文化基础、服务地域经济发展路径创新的积极探索。如广西获奖项目“基于专业链对接产业链‘四协同 五联动’壮锦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充分利用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独特性，通过创新课程组织及平台建设为相关行业企业提供人才支撑，形成了非遗文化传承的方案；辽宁获奖成果“‘非遗主线 四方协同 执笔烹饪’辽菜师傅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则是以弘扬地方菜系文化为人才培养目标，以非遗文化技艺传承创新为主线，带动了相关产业链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合作共赢：多元主体协同，文化教育跨界属性明显

我国职业教育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培养了包含社会生产与管理的多层次人才，这是由人类社会运作与发展的总体需求决定的，因此职业教育必须是一种开放的、跨界的教育。文化产业涉及文化的传承、保护、生产、创新等多个环节，其文化载体与表征具有极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从文化传承的人才需求来看，其延续与发展需要集知识、技术、素质、思维于一体的文化传承人，职业教育是培养文化传承人才的重要教育类型。各省（直辖市）的文化类获奖项目充分体现出职业教育助力文化传承，并且在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上呈现出多元协同性，进而实现文化传承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例如，广东获奖项目“‘传承文化、引领时尚、科技赋能’的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就是由职业院校联合行业协会、大师工坊、科技企业，通过构建多方联动的协同育人生态，形成了“文化+艺术+科技+市场”的创新育人体系；湖北获奖项目“依托非遗工匠小镇 育训并举培养‘三传型’荆楚非遗人才的探索与实践”则是由职业院校联合荆楚文物保护中心制定漆艺师国家职业标准，并将标准充分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训，为“非遗传承+职业教育”模式提供了合作路径。

（三）相辅相成：传递精神文明，技术性与思想性相结合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积累，职业教育的目的从追求“使无业者有业”的“器物”层面向“使有业者乐业”的“价值”层面转变，“器道并举”成为培养中华传统文化接班人的重要目标。本届文化类获奖项目突出体现了文化与职业教育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厚植学生精神世界。学生在接受文化技艺学习的同时，获得对中华文化精神的深层理解，以此稳固文化的活态传承形式。例如，浙江获奖项目“良渚文化宴：‘入心 上手 践行’培育烹饪传创人才的实践探索”构建文化宴课堂，打通育人场景，促进学生对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使文化入心、入脑、入行，以增强学生文化传承的使命担当。另一方面，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统文化是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资源载体，学生接受文化浸润与熏陶的同时，实现文化育人。例如，浙江省获奖项目“承古出新、匠师协同、学创一体——路桥类专业特色文化育人的实践与创新”，着眼于文化育人，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桥文化”作为人才培养的载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专业相融合，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三、职业教育助力文化传承的现实困境

文化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的历史范畴，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统一体，因此文化传承的发展实践极具复杂性且存在着历史的随机性。当前，职业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协同发展路径往往陷入创新不到位、融合不畅通、需求不贴合的现实困境，导致文化传承功能受到一定牵制，类型优势无法充分发挥。

（一）文化传承与职业教育融合路径缺乏理论创新性

从历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来看，各职业院校或机构在文化融入职业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涉及主题多元、文化类型多种、传承方式多样。但是也应看到当前部分职业院校或机构在此类成果建设过程中缺乏理论创新，客观上导致成果零散，缺乏理论性指导、体系化设计和方案式实施。

1.政策解读深度不够

政策在引领改革路向、明确利益相关者权责、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重要指导作用。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文化传承应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始终。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强调“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更加自觉地用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但是，由于当前部分职业院校及机构对于职业教育、文化领域等相关政策缺乏深度解读与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对于教学成果培育的指导与规约功能。甚至一些教师与管理人员对文化政策仅停留于“引用”层面，对其中的潜在创新点缺少深入挖掘，导致改革主题与培育方向上形成“扎堆现象”，申报主体和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另外，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文化领域相关政策与职业教育相关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关联性，客观上为成果培育提供了方向与内容。但部分成果培育者尚未做到系统整体探索职业教育育人实践与文化传承实践政策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其发展的同一性。

2.理论创新能力体现不足

职业教育教学成果是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相结合的结果，两者的匹配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成果的质量。各成果在培育、应用、推广的实践过程上各具特色，但理论创新性不足。一方面，部分成果注重于辞藻的华丽，忽视内容的实质性创新——如构建的文化传承育人模式、课程体系等是否在教学实践中展现出独特性与有效性，而不应是华丽辞藻的堆积与叠加。另一方面，在成果的佐证材料中未突出体现理论创新点。专著、科研论文都是理论创新成果展示的重要体现，但是在教学成果形成的过程中部分职业院校没有及时将实践性的成果上升提炼为理论成果，导致推广价值和影响力大大降低；成果简单叠加而忽视有序组合，注重数量累计而忽视质量提升，极易使教学成果陷入表面化建设的行动藩篱。

（二）文化资源与教育资源缺乏融合性

文化产业是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发展文化产业离不开文化资源，而职业教育的类型化特征也决定着职业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从本届文化类获奖项目来看，三类及以上机构合作完成的项目占文化类获奖总数的68%，表明跨界合作是文化类获奖成果的主要培育路径；但从合作深度及成效看，部分职业院校在成果培育过程中呈现出文化资源利用率不高的问题。

1.合作单位未充分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

文化协会等社会组织是参与职业院校成果培育的重要合作单位，承担着服务文化教育产教融合的重要职责。但从成果内容看，文化协会、委员会等文化组织机构并没有深度参与成果培育的全过程，其主要功能多表现为“指导”“把关”“评价”等，教学方案编制、教学标准制定、课程体系设置、资源平台的搭建等重要教学元素的研制等参与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人质量和文化传承成效，客观上削弱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其本质在于成果完成主体产教融合程度不深。

2.文化资源的精深性有待进一步挖掘

从广义角度看，文化资源是指人类文化中传承下来，可供人类利用的内容及形式，是人类文化经过历史积淀的社会学产物。职业教育承担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应该充分挖掘文化资源中最具内涵价值的元素，以便通过育人实现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创新。当前部分职业院校或机构在选择教育内容时过于注重文化融入的广泛性，但追求全面可能导致浮于表面而无法突出具有关键价值的内容，导致在培养过程中文化融入“杂”而不“精”、“广”而不“深”，在知识、技术、思想、精神的传递中无法聚焦于传统文化的本根思想和优秀基因，客观上阻碍了文化资源与教育资源“共鸣感”的产生。另外，职业院校往往注重以知识点为中心传授教学内容，文化内容干瘪单薄，教学内容缺乏生成性与拓展性，极易陷入“只见知识不见文化”的思维陷阱，导致文化连续性与整合性不足，不利于学生文化思维的构筑。

（三）专业教育与文化市场需求缺乏契合性

数字化时代，文化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扩张力，呈现出内容多元化、形式多态化、方式多样化等时代特征，而文化产业日益成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当前文化市场体量大、变化快、需求大，文化产业要求质量的提升与结构的转变，而当前职业院校专业教育还无法有效适应文化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职业教育与文化市场的供需结构有所失衡。

1.专业课程结构与文化市场需求结构不匹配

市场是对学校人才培养进行检验的重要标准，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岗位群设定、专业群构建及课程的设置应以文化市场需求结构而定。但部分职业院校进行成果培育时未充分结合文化的独特性与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忽视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与文化市场用人标准，套用其他主流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导致人才培养同质化，无法满足文化市场的个性化用人需求。另外，部分院校的实践教学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支撑力不足，实训基地建设缺少集聚效应，实践时间分散，不利于学生知识与技艺技能的高效整合，降低了人才培养质量。

2.人才创新与文化市场新业态发展不适应

在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中，人才、创意以及技术支撑下的文化创新至关重要。人才是创意生产与技术革新的主体，文化市场新业态的不断发展与迭代，对职业院校培养的文化产业从业人才也提出了新要求。但是目前来看，职业院校对于人才的创新思维培养重视不足，将大部分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投掷于现有知识及技术技能的传授上，忽视对学生文化创新意识与素养的培养，影响了文化类专业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降低了文化市场的创新活力与经济效益。

四、职业教育助力文化传承的实践路向

教学成果奖的生成是从教育教学实践范式向教育教学理论范式转变的过程，其本质属性是职业教育学科独立话语体系的价值表达形式。基于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探索职业教育助力文化传承的实践路向势在必行。

（一）政策引领：构建助力文化传承的良好生态

政府部门对于职业院校文化传承教育的开展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为此，政府要制定职业院校助力文化传承的相关政策，加大资源投入与经费保障，构建职业教育文化传承良性育人生态系统，形成政策框架与教育理论实践相互依托、共生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

一是政府要颁布职业院校助力文化传承的相关政策，充分依托职业院校的类型优势，将文化传承融入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路径中，拓展职业教育与文化发展结合点。二是加大地方职业教育文化传承项目的物质投入与经费保障。文化具有极强的区域性与独特性，对于增进地方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加大对文化传承及文化产业等项目的经费投入，推进教育教学与文化内涵的融合创新。三是精读政策文本，抓准政策红利，寻找政策内涵与职业教育文化传承的改革创新点。职业院校应充分结合地域文化特色与学校特色，从切入点、结合方式与路径等方面制定符合学生发展需求及地方经济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形成适宜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职业院校助力文化传承的新方法和新路径，避免成果建设方法和路径的雷同。四是重视文化传承教学成果的理论创新。教学理论创新是推动教学成果建设的根本，也是推动教学改革实践效率的重要坐标。职业院校要加大科研投入，夯实理论基础，实现产学研联动的文化育人与文化传承双路径的融合。同时应联合教科研机构树立鲜明的问题意识，从文化传承的痛点、难点入手，为职业教育推进文化传承改革实践提供行动依据，以问题为导向推动认识革命与理论创新。

（二）多方联动：共筑“1+Ｎ”协同治理的资源平台

政府主导、学校主体、文化企业推动、研究机构助力、社会参与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是职业院校助力文化传承的重要推动力。从文化传承的主体特征、社会分工及资源供给等维度看，职业教育助力文化传承教学成果产生于各主体之间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上的互动与协作，因此，实现文化资源与教育资源的合理融合是加强职教育人，助力文化传承工作的关键所在。

一是加强各合作单位的深度参与。共同利益是多元主体参与职业院校文化传承的基础，也是职业院校助力文化传承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各参与主体应明确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与地位，明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共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资源平台，构建职业教育文化传承的供需结构链。职业院校要充分利用各合作单位的文化资源，将文化思想、文化理念与文化技艺充分融入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与教学过程。借助数字化工具的技术优势，与文化企业、文化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共筑集开放性、实时性、多元化与全面性于一体的“1+Ｎ”协同治理资源平台，依托平台使参与者及时获得所需资料与讯息，实现资源的共建、共用和共享，增强教学成果建设的效率。二是整合教学内容，厚植文化情怀。应以单元形式重组文化教育资源，以教材文本为中心，以教材之外的文本为延伸，在促进学生知识整合与文化建构基础上，形成内外衔接的文化教育内容体系，教师引导学生将理解对象从“文化文本”转到“文化思维”，促进学生文化知识体系的整体性生成，实现文化育人。

（三）统筹规划：形成产教协同科学育人的体系

 产业需求是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及教学实施的重要依据。职业院校文化传承教育应突显深植于行业性的优势，拓展服务文化产业的办学职能，校企双主体构建符合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科学育人体系。

一是彰显课程的文化特色。课程是职业院校助力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校企双主体同构课程，将文化发展需求与教育目标相衔接，将文化产业的岗位标准与教学标准相衔接，将文化产业工作内容与职业教育教学内容相衔接，进而实现文化与培养目标融合、文化与教学融合、文化与课程融合，形成校企双主体“三衔接、三融合”的产教协同育人体系。二是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实践教学要辩证地处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既要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学时及时间，同时又要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合。职业院校要针对文化技艺难度较大或较复杂的内容特征，通过开设实践性课程提升学生对于文化的理解、感受和认同。作为文化传承教育实践的重要场所与载体，职业院校要“引企入校”“筑巢引凤”，校企共建高质量、高水平、现代化的实践教学平台，帮助实现文化资源的实体转换，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升职业教育教学效果与质量。三是重视创新教育，开设文化创新等相关课程，通过激活学生文化创新思维培养新时代的文化传承人，提升相关专业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向文化市场输入具有创新创意思维的文化传承人，展现职业教育文化传承话语权。